在这个过程中，孙家人先后将两笔钱转到绑架者指定的中国银行账户里，一共170万人民币(约34万加元)。这是警方提供的策略，让他们不要急着把钱都打过去，尽量拖延时间，为警方锁定他们提供条件。
孙家人只能选择相信警察，他们跟对方说筹钱需要时间，要分几笔钱打，男子急了，“半小时之内如果不给我打二百五(十万)，我就割他一个手指头。”
这几乎是孙家人做不到的事，但与可能发生的惨状不同的是：半小时过了，孙家人没收到绑架者宣称的“儿子断指的照片”。
相反，说着中国话的绑架者，气势有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你觉得有问题吗?”
“你给我个时间。”
“能做到吗?”
赎金的数字，从七百万变成了一百万也要。
孙家人开始怀疑，孙苍要求对方，汇款之前要先和儿子再次通话，听听他的声音。
几经交涉，对方终于同意。电话里马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爸爸救救我，你把钱打给他吧。”仍然只是一句话，手机随即被抢走。
孙苍对儿子的声音熟悉极了，他确定那不是孙鹏。“你让他说出他姐姐的生日。”
“这是你们的暗号，我才不会上当。”电话那端传来愤怒的声音。
“那你让他说出我的生日也成。”孙苍步步紧逼。
这个时候，绑架者不再是命令与压迫式的恐吓，孙苍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恐惧，索要赎金的通话演变成一场理论。
绑架者甚至说出了“道德”，“我有我的道德原则，你有你的道德原则，我只要钱，我不是要人命……”
最后，对方给了孙苍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又撂下一句狠话“不打钱就要你儿子的命”，挂断了电话。
但孙苍并没有记下这个银行账号。如果说之前，因为持续给对方打钱而使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之后一次次试图听儿子声音的尝试都受挫，一种黑洞般的恐惧开始吞噬他。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儿子可能已经被“撕票”了。
同时还有一线生机：孙家人把与绑架者的通话录音发给了在加拿大的孙鹏女友杨青青，她立即认出了张天一的声音。
五万人民币
孙苍猜得没错，那时孙鹏已经去世了，他的尸体就在那辆白色的宾利车里。
家人们对此并不知情，在孙苍接最后几个电话时，孙鹏的母亲、姐姐、姐夫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了。
警方在结案陈词中显示，张天一自称他对孙鹏的死毫不知情。
张天一通过律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形：9月27日那天晚上，他短暂离开了囚禁孙鹏的地下室，到28日凌晨再回去时，只见孙鹏躺在地上，被一个绑架者用电击晕过去了，身上用塑料布盖着。他注意到，孙鹏已经一动不动了——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