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学术会议，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痛诉“血泪史”。但在科研压力下，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孩子是个宝贝；如果生活都没理顺，那就是个累赘。”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有个师兄，从山沟沟里考出来，他当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最终上了大学，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
等到师兄有了孩子，才发现，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那个世界跟你隔着，怎么赶都赶不上。”作为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
“以前，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
如今，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给北京，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人们注重回报，关心现实利益。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他们看起来聪明、自信、见多识广，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读康德，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说自己要出国读书，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
“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他想要奖学金，其他成绩都很好，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间
本科的时候，“未来”对陈盈来说还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字眼，她幻想着自己以后将在外企上班，住在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公寓，节奏快，压力大，报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厉风行。
现在，有时下课晚了，陈盈在7-11便利店买个便当，走在无人的小路上，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总要咬牙顶住呢？就像一个被拉得疲惫不堪的松紧带。从小地方到大学，需要绷，硕士时，继续绷，绷到博士毕业，进了高校，还要绷。
“我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买房，而是我这根弦要断了，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个歇脚的地方？”沮丧至极的时候，她也会想“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不是不该买房。”
她曾努力克服买房的焦虑，用前辈的故事激励自己。读本科时，学校有位敦煌学泰斗，没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夫人是教音乐的老师，每天很多人来唱歌弹琴，他在旁边支个小桌子写字，钢笔的头裂了一个口，歪到一边去了，他用手拨回来，接着写。
“我有时觉得，中学时候老师、家长灌输给我们的三观有问题，把人的成功具体化成很多标准，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车，但其实成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吧？”
陈盈的导师说，虽然现在买不起大房子，但做学术的好处是“心中自有欢喜事。”
“在专业上，提出独到的有价值的看法，推陈出新，即便大冬天窝在被子里读书也开心。”这是属于陈盈的快乐。她在书里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远比繁华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还在裹着小脚，而我已经能够在大学课堂上讲课了。”陈盈说，有的同学喜欢天文学，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里，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边，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欢喜事”的例子不少。陈盈的闺蜜两口子，住在一个大开间，局促狭窄，每天晚上老婆开灯加班都让老公睡不好觉。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叶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们喜欢在晚上绕着故宫骑自行车，说角楼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刚刚好的舒适。后来他们又买了电动车，为了在秋天阳光好的时候，带着篮子去野餐。他们很早之前就摇到了号买了车，却因为堵车很少开出去。
父母想让他们攒钱换更大的房子，他们却更愿意花钱买老式的手摇放映机看电影。陈盈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到热门的“文艺圣地”拍照，营造一种自己是文艺青年的错觉。闺蜜两口子衣着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们不会把放映机和野餐发到朋友圈来让大家点赞，只有三五个密友知道他们的兴趣爱好。“是骨子里的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