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盈的师兄决定走了，作为一名文学博士，他研究了多年鲁迅。他最后能做的，就是选择在鲁迅离开北京的日子，离开北京。
教书
买房只是社会给陈盈上的第一课，走出校园后，她发现，很多课只有“社会大学”能给予。
她迷恋校园，认为教书是一件“自由而有尊严”的工作。她在课上给学生放郭川读的诗《海，海和海》，她跟学生讲，“我们有农耕文明的诗歌，曹操那样的枭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站在岸上欣赏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风浪搏杀。”
她很希望讲台下二十来岁的学生，那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能像郭川一样，有勇气追求下去。
但现实总是抢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有女生在课后找陈盈咨询，说自己爱好文学，也想像陈盈一样读博士，要做什么准备。说完学习上的准备后，她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我告诉她，读博士很长时间会没有收入。”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同学想读博吗，先买个房吧！”
陈盈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怕传染给学生。学生们评价陈盈的课，有趣不无聊。在跟手机抢注意力的争斗中，陈盈总能赢。
但有一次一位学生的话把她说哭了，“陈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前和下课铃声响起后，是忧郁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诸多不如意，我特别怕影响学生，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陈盈说，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一说是博士，应该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说学文学，应该是风趣的、幽默的。“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并不是。”
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艰难重重。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
“我的成绩很好，本硕博985，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怎么就没人要呢？”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拿着她的简历说，“除了是个女的，没什么可挑剔的。”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不好意思，我们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
女博士毕业后，通常已经30岁，婚姻问题咄咄逼人，买房生子紧随其后。陈盈的同学，“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她35岁，看起来却像45岁，头发白了，脸上很多皱纹。一直未婚，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