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大学校友向母校捐赠3.13亿元，成为该校史上最大额度公益捐赠。最近一两年，高校屡屡出现校友“史上最高”“亿元”“10亿元”捐赠，一些高校还热衷于搞“捐赠数额排名”，以名誉或道德绑架的方式让校友产生捐赠压力，给人不好的捐款体验。这些行为和这种表述客观上显示出捐赠者、校方、信息报道与传播以及社会等相关当事方的一种意向，捐亿元比捐万元更有价值，更值得尊重，更有传播意义。然而，这种观念却不利于常态化、健康的大学捐赠体制机制的建立。
高校的发展需要有资金支持，校友向母校捐赠不只是经费支持，还带有对母校的感谢与回报之意，更是对母校所持价值和教育教学效果的认可。所以，在世界前沿的大学中，校友捐赠人数和总量的状况不仅仅显示其办学经费源头活水充沛，还是其办学质量、水平和声誉高下的反映。
作为校友，尽己所能捐出最多的钱自然没错。但是，如果捐赠动机里带有竞标冲动，一定要捐比别人高的额度或是最高额度，试图以此在校友中露脸，获得高校更高级别的接待与关注，得到媒体更多的传播和宣传，甚至为自己正在做的事做个软广告，这样的校友捐赠热情和动机显然不够公益和纯粹，让其他想捐赠的校友敬而远之。
我国高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学生缴费，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程度与世界各国相比还很低，社会捐赠的比例明显偏低。校友积极参与捐赠是让高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有益措施。健康的校友捐赠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如果捐赠走上追求“大额”或“最高”之途，不只方式值得商榷，还可能由于理念的偏差使得捐赠走进死胡同。
校友捐赠作为常态机制，需要对所有的捐赠者平等相待，尊重、珍惜每一位捐赠者，不能比拼谁捐得最多、谁捐的额度最大，按捐款额度高低采取尊卑不一的态度，给予不同的礼遇。校友之间有差距，当下国民收入并未完全公开透明，普通职员捐赠万元的难度与真诚度不一定就比企业负责人捐赠亿元的低，捐出自己血汗钱的人更值得尊重。依据捐赠额度高低定尊卑显然违背了伦理逻辑和教育的基本价值，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反教育。
而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很在意并设法寻求一次捐了多少额度，社会及相关各方也是如此，从而使得校友捐赠缺乏广泛的认同和价值基础。没有上亿元就不要选择捐赠、没脸捐赠，捐赠了也不被人当一回事，于是常态下健康的大学捐赠体制机制难以建立。
一个人或少数人有限次数的大额度捐赠与常态化的捐赠体制和机制孰轻孰重?哪一个更有利于推进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哪一种方式更具有可持续性，更能在广泛的范围内施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难，但有人常用“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为托词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辨别，也就缺乏在这方面的深度思考，乃至进一步的体制机制建立。
相对于当下我国仅有十余所高校经费年预算达到100亿元的现实，一次能获得亿元或十亿元的捐赠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也不奇怪。于是，就有不少大学当事人卡在这样的观念套子里，导致我国大多数高校长期以来难以建立有效运行的捐赠体制机制，难以从中获得更有利于发展的经费资源。大学当事人在这方面的观念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捐赠者的捐赠意向，又使得大多数理性的、没有功利诉求的人有钱也未必捐赠给母校。
常态化的捐赠体制机制不能只关注收到多少钱，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发挥钱的效用。校友捐赠的钱主要用在何处、这些经费使用的绩效到底怎么样、每一笔校友捐赠是否用得各方都感到“值”，需要定期向捐赠者报告。一些高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不够规范、完整、及时。反观一次性高额度捐赠者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只在乎让自己一次性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即可。高校通常会成立教育基金会筹集并管理捐赠收入，看到上级指令就出钱，但这个钱用得恰当不恰当，各高校并未认真、严谨地进行过评估。
教育基金会事实上仅仅是这笔钱的管理团队，无权也无需考虑整个高校建设与发展的有效或急需投资方向，使得高校捐款接收、使用与高校建设发展不在一个完整有效的体系内，缺少整体运行的机制、运行效果的评价，大大降低了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从结果端抑制了校友及其他人对高校捐赠的意愿。
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能忽视一流的捐赠体制机制建设。我国高校的教育经费来源单一，校友捐赠“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是必然和必需的选择。让捐赠从少数人的冲动转变为众人皆可为的理性常态，不只追求单笔捐款数额增大和关注度提高，不放弃对数额不大的捐赠的争取，让当下过热的教育投资中的一部分转换为教育捐赠，是建设大学良好捐赠体制机制的社会基础，其价值远远高于若干大学盯着或获得几次大额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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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校,高校热衷校友捐赠数额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