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扩招100万人,蝴蝶翅膀已扇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看看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怎么说。
一问招生方式——还要统一高考吗?
生源不足是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的困境。因此,有人质疑,再招100万,是否有足够多的生源?
事实上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那么,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报考高职院校,需要参加高考吗?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认为,“高职招生的生源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的选才标准也肯定要有所变化。针对农民工、退伍军人可以尝试参考其过去的工作经历,采用申请制的模式。”
采取更灵活的招生考核标准,很多地方已经先行先试。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介绍,安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高职分类招生改革,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核方式,退役军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群体都可以通过此种考试获得进入高职院校就读的机会。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认为,此前就已经有50%的高职院校不再按照传统高考录取方式招生,即所谓“单招”,更强调专业技能与知识,此番高职大扩招后,注册制入学完全可能会成为部分地方的选项之一。
二问办学条件——院校能否承受扩招?
扩招100万人,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和实训条件能否接住这个“大招”?
“没有供给能力,其他都是空谈。”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所所长王江清看来,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增加院校建设投入和改善发展政策,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及宽松用地政策、资产置换政策、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认为,高职扩招100万人对现有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和实训条件都会带来很大压力。不过,随着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大幅增加,地方财政的相应投入也会被带动起来,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将得到有力改善。
今年2月,广东省下发了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1年新增12万个以上高职学位。“以我们学校为例,如果说今年让我们比去年多招1500人,那政府会按照相应的办学标准来计算各方面的经费给我们拨钱,匹配相应的学生规模。”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卢坤建说。
三问培养质量——扩招了质量会下降吗?
高职扩招100万,一些人可能对培养质量有进一步的忧虑。
“对一些高职生源不足的省份来说,今后高职可能是近乎零门槛入学,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培养学生考验着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专业素养及教育情怀。”刘林说。
他认为,随着高职生源结构发生变化,学生年龄、背景、知识结构的差异需要职业院校在教学、学籍管理等方面作出调整,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班教学,进行个性化辅导,将是职业院校面临的新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认为,高职扩招,要坚持宽进和严出相结合。要坚持德技并修,坚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将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培养相融合,培育更多新时代的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改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袁洪志建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落实扩招任务的同时,需要同步加强职业教育评价制度建设、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第三方评估和政府督导三管齐下。
四问培养方式——能否真正落实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可以说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命门”,此次扩招使得高职院校对企业深度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有更迫切的需求。
“要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说法切实落地,重点是法律法规上的落地。” 王江清建议,赋予企业承担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和员工培训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要求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或规模企业)建立职业教育(或培训)中心和跟岗实习制度,有专门的场地设备和师傅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成为跨院校跨企业的实习实训基地,国家在市场监督、税收等政策上进行激励与约束。
“鼓励企业办学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政策,比如明确规定企业办职业教育所产生的费用冲抵税收,这样企业才没有压力,没有后顾之忧”。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说。
五问就业方向——100万人毕业往哪儿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事实上,每年两会,都有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扩大养老、护理、学前教育等领域的专科学校招生规模。
“人才供给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强调,高职院校在进行扩招时一定要实时了解社会的需求、产业的调整等,从而灵活配置教育资源,如果供需不平衡势必会出现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两难问题。
在郑亚莉看来,高职扩招也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不是所有地区的所有学校都要扩招”。扩招应向两类地区倾斜,一是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社会发展质量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济带内的高职院校倾斜;二是向经济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