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18周岁生日还有19天，女孩走进一家医院，悄悄做了流产手术。而这一切，她的家人并不知情。
2026年6月下旬，江西南昌的一位父亲无意中发现，未成年的女儿竟在不久前做了无痛人流手术，“（这件事）我们作为监护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我自己本就在医院工作，不敢相信现在还有医院敢做这样的事”。
此后，余先生带着户口本、身份证赶到医院，证明与女儿的关系，调取女儿就诊期间的相关材料，包括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麻醉知情同意书。
6月26日，余先生把医院提供的材料递交给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他希望卫健委调取女儿进入医院及接受诊疗过程中的监控，核实当时陪同女儿前往医院的人员身份等情况。
7月22日，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期接到群众反映，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下一步，卫健委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南昌市卫健委先后组织余先生和医院进行了两次调解，院方将这次事件认定为医疗纠纷，余先生不认可，他坚持要追究医院的责任。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长期研究卫生法学、医疗知情同意和医患关系。他指出，这起事件的关键问题在于，医院接诊未成年患者时，对其身份、工作收入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医疗机构要不要看相关单位证明、纳税、社保（证明），目前没有相关规定”。
8月7日，南方周末联系涉事医院，希望了解事件内部调查结果，工作人员称会转达给对应负责人，截至目前暂未有明确回复。
医生给产妇实施麻醉以降低痛感。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未知的手术
至今，余先生也不知道女儿6月10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进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接受了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女儿当时不仅未满18周岁，而且还是一名高三学生，6月7日至9日还坐在高考考场参加考试。也就是说，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女儿就在写满了并发症提醒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和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家里人基本上都崩溃了。”余先生说，人工流产不是小手术，风险很大，医院的做法剥夺了自己作为监护人的权利，“她才17岁，她没有什么权利去决定（流产）这种事。”
余先生对南方周末回忆，高考前后，他就发觉女儿有些不对劲。女儿高考期间，他全程陪同，女儿看上去很紧张、焦虑，吃饭没胃口，说话时的神态也不对劲。家里人都以为只是正常的考试焦虑，问了她好几次，她什么都没有说。
高考结束第二天，女儿以要和同学出去玩为由出门。等她回到家，家人也没有察觉异样。在余先生眼中，女儿只是考完试放松一下，“结果她就把这个（手术）做掉了”。
余先生称，和孩子妈妈离婚后，他就是女儿的唯一监护人，平时他与女儿的沟通不算少，没有什么问题。
此前，女儿的奶奶曾提到过，“好像（女儿）大姨妈有段时间没来”，家人都没有考虑怀孕的可能。直到6月下旬，奶奶在家里整理书本时，翻出了一份流产病历，家人才知道实情。
发现病历当天，余先生就去医院调取了女儿的就诊材料，从中发现了更多疑点。
首先，女儿的身份证号码明确显示，做手术时她还是一个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理应由监护人知晓或陪同。
但在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余先生的女儿写道：本人余某某，于2025年参加工作，每月收入在2000，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本人工作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我拒绝告知监护人联系方式，不联系监护人。
而且，在余先生提供的一份南昌市卫健委询问笔录上，医院的接诊医生表示女儿曾自述自己已经参加工作。
但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女儿只是一个在校学生，平时的生活开销，都是爷爷转账给她，每周两三百元。
“（她）每天都是我们大人接送，没有时间出去参加工作。”余先生说，他也向卫健委提供了女儿的高考准考证、学校名称、学籍等相关信息，以证明女儿的学生身份。
其次，女儿的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还有一个陌生的名字。肖某某在病友家属处签下了名字，并在括号中写下自己是女儿的哥哥。
但余先生表示，签字的肖某某是陌生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只有一个女儿”。
流产被发现后，女儿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拒绝与家人沟通。“（她）就没有开口说过话，整个人很抑郁。”余先生说，家人尚未从女儿口中了解到事情的完整经过，也不知道陪同她做手术的肖某某是什么身份。
余先生说，女儿已经收到了高考成绩，“但是她心里这道坎过不去，怎么去读大学？”
目前，余先生仍在等待卫健委的调查处理结果。他表示，要先追究医院违法违规的责任，拿到医院监控，明确当时是谁支付了手术费用。此后，他会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来追究签字者肖某某以及其他参与人的责任。
女儿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年龄处写明17岁。受访者供图
审查的边界
在多名法学学者和律师眼里，类似的医疗纠纷并不少见。
南方周末查询公开信息发现，近五年来多起类似案件中，医院及涉事医生大多被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2025年8月，吉林市一家医院为未成年患者开展药物流产和无痛清宫术，未取得监护人书面同意。10月，该医院所属公司被处以警告、罚款1.1万元。
据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2021年10月公开的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信息，一家医院的妇科医生未核实患者雷某某的年龄，便为其开具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申请单等文件，且指导雷某某自己签署无痛人流手术知情同意书，后医院为雷某某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该医院被处以警告、罚款2.6万元，该医生也被处以警告并罚款2.2万元。
巧合的是，这两家医院也是私立妇产专科医院。南方周末还注意到，在个别搜索引擎网站，一些私立医院以“不用家长签字”等噱头在首页投放广告。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清曾在三甲医院作为执业医师临床工作6年，长期深耕医疗法律诉讼业务。艾清告诉南方周末，不同医院的审查差异很大。大型公立三甲医院，通常有更完善的制度和流程，对未成年人手术的审核更严格。而部分民营医院和小型诊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是合规意识不够强，会在审核环节放松要求。
余先生女儿做手术时未满18周岁但已满16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本人同意，并签署意见的情况下，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从2020年起，国家层面启动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强制报告制度，医院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件也在增加。
在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余先生的女儿自称每月收入2000元，为其主要生活来源，且签字承诺自己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点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医院是否尽到了知情同意和身份核实的义务；二是医院是否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艾清解释，此次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行为，还可能涉及违规认定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
艾清认为，医院仅凭患者自称“有劳动收入”，就不算尽到审查义务，“这明显是规避法律责任”。她认为，院方应当进一步核实未成年患者的年龄、工作单位、劳动合同等。
此外，医院也没有核实陪同人员肖某某的身份。“如果肖某某不是家属，医院在没有核实他身份的情况下，让一个陌生人参与未成年人的重大医疗决策、签字，这不仅仅是程序瑕疵。”艾清强调，如果肖某某与女孩怀孕有关，涉事医院“要初步了解未成年人是否受到性侵害，是否需要强制报告。”
截至8月7日，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公众号小程序显示，接诊余先生女儿的涉事医生仍可挂号。
未完善的规定
多位律师和法学学者告诉南方周末，面对未成年人流产诉求，医院的审查要做到何种程度，目前相关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据此前报道和余先生女儿的手术资料，这起事件中，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审查了当事人的年龄，以及她是否有工作收入，但审查止于当事人的口头说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艾围利表示，法律法规对医院审查义务的要求，主要是一种一般注意义务。医院应当具有普通理性和常识，尽到必要的谨慎，“以医生审查为例，如果病人主张已工作，就需要有证明，看到证明文件肯定要看看有没有公章等等”。
目前，个人所得税App和一些城市的官方政务类App可以显示个人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但随着各类新型业态的发展，不少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从事网络写手、自媒体博主等工作，“收入足以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工资单，甚至也没有供职单位。”王岳说，这也给医院的实质审查增加了难度。
王岳曾参与研究和起草《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并主编妇科、产科医疗诉讼相关蓝皮书。他观察到，临床实践中，医疗机构普遍采用的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如果当事人自称有劳动收入，陪同人员自称是“哥哥”，医生一般会接受当事人的说法，由当事人自己签字决定是否流产，而不会特意要求出示其他证明。
艾围利也指出，在法庭上，法官有时也需要做专门鉴定，依据当事人的劳动合同、收入证明、工资流水等材料来判断。而在医院，医生往往无法强制性地要求患者提供这些材料。
与此同时，一些未成年患者可能会伪造相关证明。艾清表示，医院的审查义务不是无限的，如果医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仍然无法发现伪造，医院的责任就可能得以减轻或减免。
“因为我们医生不是警察，没有侦查的权力和能力，只能选择信任病人。”四川一地市级医院医务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如果患者年龄在16岁至18岁之间，且能靠自己的收入维系生活，医院可以让患者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流产手术。而判断患者是否有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口头询问患者的职业。
上述该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中写明，结合医疗诊断，可以认定不满14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发生过性行为的，应当立即向辖区基层公安机关报案。而14岁以上的情况则没有明确规定。
但在实践层面，工作人员坦言，不论未成年患者的年龄多少、是否有监护人陪同，以及患者本人是否“自愿”，医院都会选择报警。“我们没法判断（患者）是真自愿还是假自愿，我们也和辖区派出所沟通过，他们情愿我们多报一个警，避免后续出现问题。”
“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肯定更重要。”艾清认为，未成年人流产涉及未成年人本人的身体权益，甚至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应当对医院的审查有更高要求。
两难的处境
在是否告知未成年人监护人这个问题上，医院有时会面临两难抉择。
2011年发表于全国综合性医药卫生类刊物《新医学》的论文《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与隐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以未成年女性流产为例》提到，许多医生都面临过这样的困境：未成年孕妇到医院要求流产，并要求医生维护其隐私权；监护人知晓情况后，则认为医院在未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实施流产手术，违反法律规定，且侵犯了监护人的权利。
王岳说，如果医院坚持告知监护人，还可能导向对未成年患者的损害，“比如（她）私自服药来终止妊娠，或者她不去医院了，去黑诊所”。
因此，他建议，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女性终止妊娠手术，国家应出台更细分的行业技术规范或指引。“比如14岁以下，14岁到16岁，16岁到18岁，医院分别应该核查哪些材料。（目前）我们没有一个相关规定，也让从业者无所适从。”
临床实践中，还可以引入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未成年患者的状况进行评估。在王岳看来，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应只依赖家庭，对于特殊情况，应该建立国家监护多层次保障体系作为补充。
此次南昌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事件中，当事人是否受到其它伤害尚且未知。余先生称，流产被发现后女儿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家人暂时还不知道事情的完整经过。
这一事实，关系到医院是否需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要求，十四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2021年6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被侵害或疑似被侵害，应当立即向公安等有关部门报告。
医疗场所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线索的重要途径和渠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793件，占办案总数的6.8%。从报告主体看，医院报告占45.7%。
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
但各医院对强制报告的了解仍存在差异。2025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知晓程度不容乐观。”
苑宁宁解释，当前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医务人员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可能不知所措。具体的强制报告义务单位（如卫生健康部门和医院）需要制定标准化操作指引，明确在达到何种程度时医生应向所在医院报告，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应向公安机关报告。
不过，部分医务人员也担心强制报告可能会泄露未成年患者隐私，进而可能引发纠纷或被追责。
南方周末检索公开信息得知，为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国内江苏淮安、浙江湖州等多地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强制报告预警系统。
2023年4月，淮安市检察院联合该市卫健委，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电子病历中增设强制报告“红橙黄”三色预警功能。医生在接诊未成年人后，系统会根据未成年人入院登记年龄和具体情况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处理。2024年10月，最高检公众号发文称，预警功能上线后，该市共收到强制报告线索84条，成案18件。
此外，王岳强调，我国的性教育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是对未成年人，“关键在于预防，很多（较早的）怀孕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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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签字,17岁女孩,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