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治疗网瘾，叫停7年之后，仍然受到热捧。图源：纪录片《网瘾》
近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的杨永信又回来了。七年前，媒体揭露杨永信主持的山东省临沂第四医院网戒中心限制“网瘾青少年”人身自由，对青少年进行电击等身心虐待的恶行。七年过去了，人们发现，杨永信的电击治疗还在继续，甚至与临沂官方走得很近。
“网瘾”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病”？为何迄今都有人迷信电击治疗网瘾？
一、时至今日，“网瘾”不是一种精神疾病，充其量是对网络的过度索取
经过历次的媒体分析与公共讨论，对于“网瘾”，一些基本的常识早已经被厘清。
按照媒体的考证，网瘾（网络成瘾）的说法最初由纽约心理医生伊凡•戈德伯格在1995年提出，他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错乱症。他以心理疾病诊断统计手册上对病态赌博的定义来比照，定立了有关病态上网的理论。当媒体将戈德伯格对网瘾的定义广泛报道后，让网瘾是否该被归为精神错乱变得更有争议。但不久后，戈德伯格公开声明称该假设是一个玩笑。
“网瘾”一词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大致始于2013年。这一年，美国精神病协会首次将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纳入的“DSM-5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部分中的网络游戏成瘾。这“标志”着中国人制定的标准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诊断领域被国际认可，填补了非物质成瘾领域的空白，“网瘾”也因此成为一个新的精神病“病种”。
按照该项标准，符合以下九条症状者，就可称为网瘾病人：渴求症状（对网络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戒断症状（易怒、焦虑和悲伤等）；耐受性（为达到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的程度）；难以停止上网；因游戏而减少了其他兴趣；即使知道后果仍过度游戏；向他人撒谎玩游戏的时间和费用；用游戏来回避现实或缓解负性情绪；玩游戏危害到或失去了友谊、工作、教育或就业机会。陶然更是公开表示，出于非工作学习目的每天上网6小时以上，就已构成“网瘾”的一个时间标准。
按照既有网瘾定义，智能手机时代，几乎人人都是网瘾患者
据此，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当年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5万。
此外，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亿，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上网时长为每周26.5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上网3.8小时。若仅以上网时间的长短来判定是否为网瘾患者，网瘾者数量太惊人，网瘾一说难以再服人。
尤其是，伴随着网络对社会的日益渗透，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工作甚至是社交，都几乎无法脱离网络而独行，手机和电脑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网络更是成为社会性的交流工具。如此情形之下，再去谈上网超过多少小时即为网瘾患者，实在太夸张。网瘾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化的概念，它不再是病，充其量只是一种对网络的过度索取。
二、“电击治疗”网瘾流行背后，是家长对网络文明的无知与监管部门的纵容
既然“网瘾”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为什么在“网瘾电击治疗”被卫生部叫停七年之后，杨永信仍能够继续对网瘾的“低频脉冲治疗”，并前来治疗者不绝？为什么社会空间里仍有治疗“网瘾”之瘾？
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是家长和学校认知态度的偏差。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其中的现实因素是复杂的，譬如有部分青少年是对新鲜事物好奇，譬如其中部分青少年是用网络来替代父母的关怀，打发孤独的时光。但不少家长与学校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些因素。一旦孩子因为网络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他们就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病，并急于获得“快捷、简单、效果明显”的治疗方法。此种网络文化心理的不成熟，无疑为“电击治疗”等种种伤害性手段提供了市场，或者说，刺激了形形色色伤害性治疗“网瘾”手段的出现。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并未将网瘾列入精神疾病
其次是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不够，或者说是公共监管的无视。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并未将网瘾列入精神疾病，但像“网瘾电击治疗”与“低频脉冲治疗”的精神病式治疗方式，仍然大行其道，监管部门并未表达出和媒体一样的愤怒感。譬如此次备受争议的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使用“电击疗法”治疗网瘾一事中，山东临沂市卫计委的公开回应竟然是，该中心使用的是“低频脉冲疗法”，并非网传“电疗”，符合国家诊疗规范。
然而事实是，杨永信现在使用的疗法“原理”，和七年前的“电击治疗”并无明显区别。具体实施时，仍是通过在网瘾患者太阳穴或手指接通电极，让1~5毫安的电流通过脑部，将被治疗者的过度上网行为与电刺激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从而戒治网瘾”。一种媒体可轻易辨别的熟悉“电击治疗”，地方卫计部门竟称是“低频脉冲治疗”。这次敷衍以对，无疑是治疗“网瘾”行为风行的另一个推手。
当然，治疗“网瘾”能在社会的普遍质疑中卷土重来，从不消亡，最大的缘由仍然在于治疗本身的利益纠葛。庞大的“网瘾者”数量，动辄数以万元计的治疗费用，让网瘾治疗成为一个灰色且收益可观的行业，尽管种种治疗方式，总是引发舆论的如潮质疑，但仍然有不少人涌入这个行业。如杨永信一样，他们创造种种匪夷所思的治疗方式，且能获得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与包容，即便被媒体披露治疗内幕，暂时偃旗息鼓，但风头一过，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从事网瘾的治疗。巨大的利润，巨大的市场需求量，让治疗“网瘾”成为更难戒除之瘾。
三、社会必须意识到“网瘾”是种可纠正的生活方式，电击治疗的悲剧方可避免
对于所谓的网瘾，应当明确这样一个准则：对因上网而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人群，当采取积极健康的方式干预，但网络早已是普通人的一种生活内容，再对治疗“网瘾”上瘾，就既显得过犹不及，也容易衍生出意料之外的后果。
同样应当认识到，要去除整个社会的治疗“网瘾”之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年臭名昭著杨永信重新开办的“电击治疗”，仍然受到众多家长的追捧，这就是一个反证。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医院里的“电击治疗”，近年来，专门戒除网瘾的机构有许多，如戒除网瘾的夏令营、军训，这些机构多数以体罚作为治疗手段，负面效应众多，并无多少妙招，但前来接受治疗者依旧数量众多。
这说明的是，要去除治疗“网瘾”之瘾，需要一场对网络的认知革命。如果社会总是习惯性地把“网瘾”当做一种病，将其解决之道寄托于刚性的手段，而不曾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可纠偏的生活方式与习惯，那么因“网瘾”带来的种种悲剧就无法避免。这样的认知转变，需要时间来助推，更需要舆论和媒体的宣传。它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值得等待与推动。
然后是监管和教育的各归其位。据媒体披露，过去几年间，临沂市官方和杨永信网戒中心互动频繁。今年1月10日临沂市举办临沂网戒中心成立十周年暨网瘾戒治高峰论坛，当地副市长还出席了相关活动。随后的4月25日，临沂市科技局在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甚至召开“网瘾戒治综合干预(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杨永信在会上作项目总结报告。监管部门和网瘾戒治机构间的亲密关系必须被打破，如此监管者才不至于“缺位”。这需要更高层级职能部门的介入，更需要与网瘾相关的监管制度的完善。
如何对待沉迷于网络之中的孩子与学生，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也是一个家长和学校不得不重新思考的话题。当然要“救救孩子”，但这不等同于在妖魔化网络的前提下，穷尽一切治疗手段。对于沉迷于网络的孩子，最重要的纠偏之道仍然是引导。或许这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却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可或缺内容之一。要去除“网瘾”，家长与学校必须抛弃对网络的傲慢与偏见。
结语：
提出清晰的“网瘾”标准，并迷信于用种种怪异手段来治疗“网瘾”，这大概是中国的独有风景了。在一个卖菜小贩都刷微博微信的时代，仍定义“网瘾”为一种多数人患有的精神病，已越来越不合时宜。种种针对网瘾的以摧残身体为代价的治疗方法，更越来越显现出荒谬与不人道。为什么仍有治疗“网瘾”之瘾？本质上，这依旧是一个网络文化与利益纠葛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