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研究者往往将注意力着重放在探讨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至怎样逐步中国化紧密相连等问题上，但都忽视了五四运动正处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本文从国内、国外诸多因素简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有力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文化运动、历史背景
一提起五四运动，很容易就能联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许多研究者将五四运动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重要开端，种种论著不胜枚举。但是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爆发的大背景是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而新文化运动这一大背景又催生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必要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新文化运动这一大背景下开始中国化的。
一、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以及文化基础
不容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和迷信盲从，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更多的知识分子对旧式的学说和理论产生质疑之声，并且敢于打破以往的理论权威，接受新事物及新知识，这样的一个文化开放的风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须具备的文化氛围。李大钊等人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向儒家的旧道德、旧观念、旧教条发动猛烈进攻，对封建的“三纲五常”和“吃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这不仅凸现了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政治勇气，而且也表明他们的言行已击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要害。因此，当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的面纱被彻底揭穿时，中国社会立即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垮了禁锢人们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人们涌动的新思想也就一发不可收，直接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比较、鉴别各种思潮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就是推广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对普及大众文化裨益良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迅速推进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从表面上来看，改革文言文是一个文体形式的变革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关系到“能否推广到人民大众中，成为书写的传播手段”，因为“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文体的改革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和普及文化创造了前提，而普及文化、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乃是推进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有鉴于此，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实践工作推动文学革命。通过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这突出地表现在五四运动中，广大民众不仅认识到政府政治的腐败，要求进行反封建的民主运动，而且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暴，奋起抗争，并与国内反封建运动结合在一起，显示了民众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心，这是民众民主政治意识的重大跃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政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在五四运动后传播开来，并被逐步深入，从而一步步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塑造了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思想启蒙运动，始终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结合在一起。五四思想家们在弘扬民主与科学、提倡思想解放的同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检验了各个阶级阶层对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态度，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动力源泉。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加速了民族的新觉醒，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使先进的思想家们深深懂得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第一次形成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领导，爱国学生为先锋，广大工人、商人及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这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其中以独立姿态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在运动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他们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包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基础，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是新文化运动下各种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这场博弈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检验，也找到了中国革命可以团结的阶级，并且工人阶级在这场博弈中崭露头角，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找明了方向，更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和推动者。
三、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针强心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价值文明产生怀疑，由民主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战争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中国先进分子看出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欺负、压迫中国，打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打破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梦想，转而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以西方文明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希望以此“西学东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陷入迷惘和迷惑，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光环逐步褪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不得不投向其它的领域，重新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而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朝着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郑振铎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后认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此时，问世已久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新的关注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失望而苦闷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社会救治方案的探索道路，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推动力。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俄国十月革命使得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联想到，与俄国国情极其相似的中国，同样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也有力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四、国际视野下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取向是追求现代性，而西方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就走在中国的前列，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然而西方国家在1914年陷入了一战的泥沼不能自拔，在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出现了反省现代的思潮，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发生的，因而会印上当时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痕迹。
不过，陈独秀诸人虽然在立论上对生命哲学多有借重，但在思想的根本取向上，却不愿认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陈独秀等人认为，尽管自己对托尔斯泰等反省现代性者的信仰与人格心存敬意，但并不认同他们的主张，更反对在中国照搬此种理论，道理很简单：中西国情不同。这一点显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并非唯“西方思想”是瞻，而是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持理性的选择态度。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出现的，在这次运动中具备了思想基础、文化普及、阶级准备以及知识分子的转变等一系列国内外的因素使得马克思主义具备在中国快速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并且促使中国革命最终走了必然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偶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合力，是当时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实践中的现实考量，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当马克思主义在逐步中国化的时候，其理论本身又被大大丰富，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上有力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雄辩地说明了中国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必须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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